阿尔弗雷德·埃尔摩（Alfred Elmore, 1815-1881）绘《织布机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Stocking Loom），诺丁汉城市博物馆和美术馆（Nottingham City Museums & Galleries）藏2024年10月2日，《上海书评》刊发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计庆海对《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布莱恩·莫钦《机器中的血》（Blood in the Machine: The Origins of the Rebellion Against Big Tech）一书的书评：《十九世纪的卢德运动是“AI失业”的历史前鉴吗？》。该文通过回顾卢德运动的历史背景，指出这场运动并非简单的技术恐惧症表现，而是工人反抗不公对待的手段。文章认为，卢德运动为今天应对技术变革下的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尤其是在关怀弱势群体和提供经济扶助措施方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洪喆在下文中由卢德歌谣入手，提出了对这一运动意义的不同解读。
海外自由的儿郎
买到了自由,付出鲜血
我们，不自由便阵亡
把一切国王都消灭
除了我们的卢德王
等我们把布织完
梭子换取利剑
就要把这裹尸布
扔向脚下的独夫
用他的腥血为丧衣上浆
那颜色黑如他的心肠
因血管腐烂成泥土
但血水却能当朝露
浇灌卢德所栽培
自由常青树1816年10月，拜伦移居意大利，很快与当地的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the Carbonari）建立联系，并密切关注英国国内的工人斗争（Richard Lansdown, “Byron and the Carbonari,” History Today, 41[5], 1991, pp. 18-25）。12月24日，拜伦给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写信，询问英国纺织工人捣毁机器的人们目前情况如何，信中附寄了这首《卢德派之歌》——英国诗歌史上第一篇直接号召工人起来同压迫者做斗争的诗篇（译文和引文参考了《拜伦抒情诗选》，杨德豫译，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01页）。在公众熟知的历史叙述中，1812年开始的“卢德运动”捣毁机器（machine breaking），试图反对纺织工业的机械化。后来，“Luddite”这个词扩展到描述任何基于道德理由或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后果，而反对技术进步的人。由此，在当代语境中，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去技能化和失业，卢德主义者指代了绝望且无助、缺乏有效的团结和组织，只能通过捣毁机器发泄愤怒的人。然而，这并不是卢德运动的本来面貌。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不应对卢德派提出超越历史阶段的过高要求，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纺织业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使得举行大规模罢工变得不切实际，因此他将卢德派的机器破坏行为称为“经由暴动的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一种策略性的政治武器（E. J. Hobsbawm, “The Machine Breakers,” Past & Present, vol. 1, 1952, pp. 57-70）。在当时，捣毁机器、散播恐吓信和传单，都成为将分散各地的纺织工人“编织”在一起的框架性（framing）活动。换句话说，纺织工人捣毁框架织袜机（Stocking frame）的过程，却同时“发明”了将活劳动者“编织”起来的框架机器——形成跨地域的集体行动和阶级认同，形成基于道德经济的生产关系组织，也形成经由习俗和律法去治理现代技术的政治诉求。这正是卢德运动被历史书写者所忽视和压抑的暗面。卢德运动是一场借助于“口头媒介”传统的广泛社会动员。真实历史中并不存在唯一的卢德运动或卢德派，而是数年间出现在英国各地的神秘破坏和恐吓信活动，经由不同歌者和吟游诗人之口，被传颂成宣言、诗歌、歌谣所组成的传奇网络。依据传颂者的喜好或记忆差异，口头传统使得“文本”和“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加入新的素材和集体情绪。在这些不断繁殖和变体的歌谣里，被杜撰出的织工学徒内德·卢德（Ned Ludd）取代了劫富济贫的盗侠罗宾，成为了代表工业时代穷人权利的激进平民英雄——他主张穷人有权自食其力，捍卫本地的道德经济，反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掠夺：不要再吟诵你那关于勇敢的罗宾汉的古老韵文了，他的壮举我几乎没有什么钦佩（Kevin Binfield ed., Writings of the Luddit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5）后世的档案整理和研究显示，这些歌谣中包含着复杂的吟诵技术。为了便于记忆和传颂，歌谣大都用高度精炼的内部韵律来强制停顿，从而将每一行分割成更易于记忆、更有条理的长度——这种技巧不仅是民歌和韵文的典型技巧，也是当时一些幼教读物的窍门，请看《狩猎面包》（Hunting a Loaf, Ibid., p. 135）节选：
可以说，纺织工人，用编程在歌谣中的故事去团结彼此，捣毁铭刻在机器中的、被私有化的知识，这是活劳动反抗死劳动的基本技艺。换而言之，卢德运动并不是破坏技术进步，而本身就是一场技术进步——这些歌谣中有着丰富多元的政治表达和社会理想，由传唱所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主体和团结形式，要比那些被捣毁的机器复杂得多。标题为“干得好，内德·卢德”的诗歌，诺丁汉郡档案馆M2971812年2月27日，拜伦在上议院发言为卢德派辩护，他特别反对1812年的《破帧法案》（Frame Breaking Act of 1812）。该法案欲将死刑适用于机器破坏罪，拜伦讲道：改进后的织架的所有者受到了相当大的伤害（来自卢德派）。这些机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它们取代了雇用大量工人的必要性，这些工人因此而饿死。特别是通过采用一种织架，一个人完成了许多人的工作，多余的工人被淘汰出局。然而要注意的是，这样完成的作品质量低劣，在国内卖不出去，只是为了出口而匆匆赶制出来。在行业中，它被称为“蜘蛛活儿”（Spider-work）。（R. C. Dallas, Recollections of the Life of Lord Byron, Charles Knight, 1824, pp. 205-218）从拜伦的辩护可知，纺织工人并不是非理性地反对一切技术进步，而是具体地反对为了加速向世界市场倾销廉价织品，而发明出来的、节省人力的机器。正是这种速度更快的框架机与蒸汽动力的结合，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展开。不仅英国的纺织工人因此失去工作机会而面临饿死，更值得关心的是，随着手工纺织业的机械化，附着在活劳动之上的纺织工艺与纹样、工人社群的生活与文化传统，都一并地消逝重组。活劳动代之以“死劳动”——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谓的机械“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换言之，卢德运动是对十九世纪技能知识（savoir-faire）无产化的直接反抗——它召唤集体、法律与传统——可见，对技能知识的拯救，建基于对生活知识（savoir-vivre）的再发明。纺织工人不止捣毁机器，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织体（fabrication）。纺织的历史，同人类记忆铭写系统（inscription）的历史一样古老，织物的改良贯穿了“第三持存”的演化。从纺织机到计算机，口头歌谣被数字技术取代，活劳动被死劳动取代，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当卢德歌谣在欧洲的时间线索中被穿孔卡片所取代的时刻，也正是计算机的现代原型——法国雅卡尔自动提花机（Jacquard machine）——开始出现，以及工业革命的生产力开始排斥人口和文化技艺，使得机器与活劳动逐渐分离的时刻。简而言之，算法之中没有歌唱。然而，卢德歌谣告诉我们，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抗从来都不是一场全输或全赢的游戏，在技术和资本的历史中，活劳动从未认输退场（关于卢德传统在不同文化中的秘密传递，参见Nicols Fox, Against the Machine: The Hidden Luddite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Art, and Individual Lives, Island Press, 2013），且在不同的时空织体中蕴藏着无数反戈一击的机会与通往未来的线索。赵冈在《中国棉业史》（与陈钟毅合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98页）中曾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在明朝陈汝锜的《甘露园短书》卷五中记述了万历年间一般丝机的花机工人的配备。每机需要织工一人，挽花工需要二至三人，因为综的数目特别多，除了挽花匠以外，花机有时还需要一名纬穗匠。花机操作时的人越多，配合协作的问题就越大。于是生产者预先根据花纹算好经数，把提综的数字顺序变成歌诀，由织工唱出，算是指挥协作的口令，也就是一边唱一边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由歌谣的吟唱，花纹的养成、人的养成与艺术的养成达成了某种综合。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中式赛博格”问题提出。在这个“江南未来主义”的替代性时空中，歌谣—技艺—编程—织工与社会的协同，经由长江下游的丝织业交织在一起（对人机协同问题的更详尽的阐述参见笔者于2020年在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天问”论坛演讲《作为媒介史的人机协同》）。江南织工与卢德暴民（mob），两种歌谣穿越时空的合唱向我们提示，如果没有资本的发育，技术并不必然排斥活劳动，不必然排斥道德、智性和审美。相比于资本主义的数字化，活劳动与机器的协同是一种更为复杂和精细的社会与文化技术系统，需要更为创造性的集体劳动与社会团结，且在必然熵增的历史当中经常面临着失传与遗忘，需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被不断地重新发明。因此，与框架织袜机取代织工的现代早期相对照，此时此刻，既是人工智能技术再次快速重整资本增长方式的时刻，也同时应该是一个重新发明人机协同能力的时刻。我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症结不仅仅是工作机会、就业和劳工权益。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被自动化替代的劳动者是否实现了再就业。因为，死劳动的扩张，有赖于智能技术的进步，但同时带来了协同技艺的退化和生活世界的解体。正如两百年前框架机批量生产并向全球倾销廉价织物“蜘蛛活儿”一样，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蜘蛛活儿”，以全面替代那些原本依靠复杂的活劳动协同，而编织起来的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而我们面临的真正危机，正随着劳动、商品与生活世界的彻底脱嵌，逐渐展露开来——在必然熵增的世界中，我们不再记得如何将活劳动组织起来以对抗死劳动和资本的知识，不再能重建被“蜘蛛活儿”所替代的共同生活与集体协作的历史，也不再会发明出人类与机器协同发展的未来。简而言之，在一个卢德分子再也不能有效组织起自己的时代，我们退化的知识要比我们得到的多得多。如果要坚持对抗这种趋势，有些问题也许我们依然要顽固地追问，不能轻易放过：智能技术创造的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给全社会，数字平台基础设施是否需要“公共化”，也即是如何应对“技术封建主义”的命题？相比于自动化技术，我们是否要为人机协同的技艺保留可能性，是否能通过更具有创造性的公共机制保留不同技术路线的可能，保留活劳动与机器共同进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正如卢德分子并不是非理性地反对技术，我们是否还能正视劳动者心中的“政治经济愿景”？外卖小哥会赞同一个人人都点外卖，不再有食堂的社会吗？保洁阿姨希望生活在一个育儿和家务全部外包的世界里吗？护工们理想中的养老模式是居家社区还是养老院呢？农民们想保有在田间的劳作，还是更希望成为农业无人机的驾驶员呢？……还有，这些朴素的主张，如何能够成为集体的和政治的愿景，从而让劳动者把握未来的生产和生活呢？也许，人机协同的问题意识还需要更加富有想象力。比如，在不远的将来，仿生送餐机器人会梦见预制菜吗？死劳动与活劳动的界限会被击穿吗？机器会为未来的大联合发明算法吗？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引用拜伦在两百年前的敬告为本文做结：你可以把人民称为暴民，但不要忘记暴民常常说出人民的情绪。（Recollections of the Life of Lord Byron, pp. 205-218）本文原载于上海书评，作者王洪喆。感谢授权海螺转载。
本期编辑 | 朱桐萱